袁国宝：电子烟头顶的三大达摩克利斯之剑
袁国宝互联网趋势观察家、知名 财经 作家、新盟创始人、资深媒体人、新媒体营销和品牌传播专家。
又见电子烟造富，这次制造出来的是一位80后美女富豪。
创办仅三年，电子烟品牌“悦刻”运营公司深圳雾芯 科技 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创始人汪莹摇身成为中国顶尖富豪之一，身家近600亿元。财富暴涨之速度，连火箭都追不上。
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7月，主要从事电子烟代工生产的思摩尔国际在港交所上市，一举让创始人陈志平登上了“电子烟首富”和“中国新型烟王”两大宝座。
值得一提的是，思摩尔也是“悦刻”的主要代工商。
半年时间，电子烟产业链先后诞生两家市值千亿的公司、两位身家百亿的富豪，无疑给整个行业打入了鸡血。连车企比亚迪都蠢蠢欲动，公布一项电子烟专利，似乎有跨界做电子烟的打算；包括爱施德在内的多家A股公司，也纷纷蹭上了电子烟的热点，股价扶摇直上。
但是，对于电子烟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鸡血和躁动并非好事。
与房地产行业类似，监管政策直接决定电子烟行业的命运。行业躁动之日，就可能是监管政策出台之时。
这不是没有先例。
2018年至2019年，电子烟站上风口，原优步中国区负责人汪莹正是在那时，连同网红罗永浩等各路人马相继入局，真格基金、IDG资本、经纬中国等投资机构重金下注，几乎在一夜之间，将行业炒得火热，原本属于小众市场的电子烟，破圈进入大众视野。
不料，2019年11月1日这天，吹了一年的风口戛然而止。国家烟草专卖局、市场监管总局一纸禁令，掐断了电子烟的线上销售渠道，电子烟瞬间“熄火”，企业倒下一片。
难怪思摩尔上市当天，本是人生高光时刻，陈志平却刻意降调，说了很多次“将牛逼装在心中”。这句话的意思，基本等同于“闷声发大财”。
电子烟造富，是一场机会窗口关闭前的盛宴。这场盛宴何时落幕，就看新一轮监管政策何时出台，有多大力度。
PART.01
在中国，烟草实行严格的国家专卖制度，并通过《烟草专卖法》和《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在法律层面对这一制度进行确立。
电子烟的出现，在密不透风的传统烟草行业和烟草专卖制度之上，撕开了一条口子。
无论抽传统香烟还是电子烟，目的都是为了获取尼古丁，一种既让人兴奋、放松，又上瘾的物质。
今天，人们通过燃烧烟草，吸食尼古丁的方式，本质上和7000多年前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没有任何区别。但电子烟，采用电子雾化技术，将烟油中的尼古丁变成蒸汽，让用户吸食，是技术层面的一次重大革新。
从此，人们获取尼古丁，有了一种全新的便捷方式，传统烟草受到不小的冲击。
一方面，吸烟有害 健康 的观念深入人心，而电子烟则打着“清肺”和“戒烟”噱头，向烟民存量市场快速渗透；另一方面，年轻人追求 时尚 的猎奇心理，又让电子烟获得了巨大的增量市场，连远在四川甘孜的“甜野男孩”丁真都抽上了电子烟，可见一斑。
由于时代的局限，现行的《烟草专卖法》实际上就是一部卷烟专卖法，对电子烟这种新生事物并不能有效约束，甚至可以说无计可施。结果就是，电子烟完全可以绕开烟草专卖制度，和传统烟草抢生意。
通过技术革新，自下而上打破行政垄断，进而改变市场格局的最佳案例，非“网约车VS出租车”莫属。那么，电子烟有没有可能复制网约车的成功路径？
答案是：难于上青天！
为什么？因为税收。
论对国家税收的贡献程度，烟草行业远不是出租车行业所能比拟的。从2015年开始，我国烟草行业上缴国家财政总额均在1万亿元左右，2019年更是创下新高，达到11770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超过6%。
对于财政收入，烟草行业就是一个每年万亿级别的“钱袋子”，岂能容他人染指？现在电子烟之所以能够撕开一条口子，完全是因为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这也是电子烟行业面临的机会窗口。
但这个窗口不会一直敞开着。现行的法律法规有局限，监管机构和立法部门可以通过“打补丁”来补牢。2019年11月1日的电子烟线上销售禁令，就是一次“打补丁”的做法。
未来，类似的政策“补丁”还会越打越多，层层加码、步步收紧，直至电子烟行业的机会窗口关闭，逼迫没实力的玩家彻底退出市场。
PART.02
未来的政策“补丁”怎么打，这里不妨从税率、销售渠道、国家标准这三方面，大胆猜测一下。
先看税率。电子烟造富凶猛，和低税率有直接的关系。
国内的电子烟企业，既收割了烟草生意的暴利，又享受了 科技 公司的税收待遇。比如被称为“中国电子烟第一股”的思摩尔国际，非但不需要征收烟草税，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反而还能享受15%的优惠所得税。
相比之下，中国卷烟的综合税赋将近60%，正所谓“一包烟，半包税”。
向电子烟加税，已在国外形成风潮。例如印尼，早在2018年就对电子烟征收57%的消费税。这股风潮刮到国内，电子烟企业的税收“红利”走向终结，只是时间问题。
今后，国家如何对电子烟征税，电子烟企业要做好向传统烟草看齐的准备。
再看销售渠道。2019年线上销售禁令出台之后，幸存的电子烟企业纷纷布局线下，疯狂开店，商场、地铁、KTV、便利店……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开。
刚登陆美国纽交所的电子烟品牌“悦刻”，去年初公布一项计划，要在三年内花6亿元开一万家专卖店。
监管政策将电子烟从线上赶到线下，使其运营模式从“轻资产”变为“重资产”，本质上和提高税率一样，大幅增加了电子烟企业的成本。
但电子烟企业在资本的助推下，疯狂烧钱扩张，未来政策会不会进一步收紧？很有可能。在我国，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香烟，是要先办“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如果开店卖电子烟也要求办理许可证，估计够企业和商家喝一壶的。
从2017年开始，国家烟草专卖局主导制订《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并于2019年通过审批，原计划当年下半年正式发布，但直到目前迟迟没有下文，足见这一行业背后利益的错综复杂。
国家标准，被看作是终结电子烟行业乱象、为行业“正身”的重要依据，一旦出台，其蕴含的“杀伤力”也不容小觑。
比如电子烟烟油中的尼古丁含量，从商家角度来说，当然希望国家标准定得越高越好，因为尼古丁含量越高，成瘾性越强，消费者重复购买的几率就越高。
戒烟有多难，烟草公司赚钱就有多容易，这句话对于电子烟行业同样适用。
美国电子烟品牌Juul，尼古丁含量最高能达到59mg/ml。如果国家标准将电子烟尼古丁含量的上限定在一个比较低的数字，电子烟的成瘾性不足，势必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复购。
PART.03
不过，对于国内的电子烟企业，有一点可以放心，那就是，电子烟会受到强有力的监管，推动行业洗牌，但不会被一棒子打死。
如果能顺利通过监管政策的重重考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消息有好有坏。
好消息是，符合规范的电子烟企业，可以在监管政策建立起来的竞争壁垒下，凭借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放开手脚打市场，相当于赢得了决赛的入场券；
坏消息是，这些电子烟企业，面对传统烟草公司，也就是“国家队”的强力竞争，不一定能占到上风。
很多人并不知道，传统烟草公司布局电子烟，比汪莹、罗永浩等人更早。2014年左右，国家烟草专卖局就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研发电子烟、口含烟、加热不燃烧等新型烟草制品。
电子烟，技术门槛并不高。全球90%的电子烟在深圳生产，从电池、电芯，到雾化器、烟油等原材料，早已经形成非常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汪莹、罗永浩等人能做，财大气粗的烟草公司同样能做。
云南中烟、湖北中烟、四川中烟等烟草公司，或成立子公司，或通过代工的方式，生产出了各自的电子烟品牌和产品。
那为什么这些烟草公司的电子烟产品在市场上没什么存在感？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们将布局重点放在了海外市场，比如四川中烟的新型烟草制品，出口到韩国、日本、俄罗斯、摩洛哥等多个国家；
第二，在技术路线上，他们将“加热不燃烧”产品作为了发展重点。
等到这些烟草公司调转方向，发力国内市场，基于庞大的传统烟草销售网络，便可迅速铺货。不像电子烟企业，还要花大力气搭建线下销售渠道。
另外，“加热不燃烧”产品也是烟草公司迎战电子烟的一个“杀手锏”。
所谓“加热不燃烧”产品，就是将烟叶加热到300度左右，使之在不燃烧的状态下释放尼古丁和烟草气味，同时避免焦油等有害物质的产生。
从产品结构看，“加热不燃烧”和电子烟都包括电池、主板、加热棒/加热片这三大部件，不同的是，“加热不燃烧”仍使用烟叶，受《烟草专卖法》监管，而电子烟使用烟油，不在监管之列。
“加热不燃烧”能够最大限度还原传统卷烟的口感，因此备受烟民青睐。据说，部分烟民还形成了“加热不燃烧>电子烟>传统卷烟”的鄙视链。
由此可见，尽管电子烟来势汹汹，但传统烟草行业从政策层面、产品层面，筑起了强大的防御工事。
电子烟岁月静好的日子不多了。
-END-
房地产＂庞世骗局＂具体指什么？
●说到房地产业的游戏规则本质其实就是个“庞氏骗局”，那何谓“庞氏骗局”呢？庞氏骗局是一种最古老和最常见的投资诈骗，是金字塔骗局的变体，很多非法的传销集团就是用这一招聚敛钱财的，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的投机商人“发明”的。庞氏骗局，在华人社会又称为非法集资、“非法吸金”，在台湾的俗称叫作老鼠会。是层压式推销方式的一种。参与者要先付一笔钱作为入会代价，而所赚的钱是来自其他新加入的参加者，而非公司本身透过业务所赚的钱。投资者通过吸引新的投资者加入付钱，以支付上线投资者，通常在短时间内获得回报。但随着更多人加入，资金流入不足，骗局泡沫爆破时，最下线的投资者便蒙受金钱损失。实例如：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暴露的“麦道夫诈骗案”及在中国沈阳爆发的赵x山代言广告的“蚁力神诈骗案”等等。
●庞氏骗局的详细故事是这样的。
庞齐是生活在19至20世纪的意大利裔投机商，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他欺骗投资者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计划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3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最初的一批“投资者”的确在规定时间内拿到了庞齐所承诺的回报。于是，后面的“投资者”大量跟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差不多有4万名波士顿市民，傻子一样变成庞齐赚钱计划的投资者，人称这种诈骗方式为“庞氏骗局”。
有关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的计划，你需要理解的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骗局（“庞氏骗局”指骗人向虚设的企业投资,以后加入的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者以诱使更多人上当），只是后来有点儿失去控制。不可否认，庞齐是个骗子。他丢掉了在美国时的第一份工作，因为他少给顾客找钱，在蒙特利尔因伪造支票被送进监狱。随后不久，他又在美国再次入狱，这次是由于非法的移民诈骗。但是，他在1918年来到波士顿，娶了个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儿，试着改过自新。而那也是所有麻烦的开始。庞齐无意中发现，在西班牙只需要付一美分就能买到的邮政票据由于汇率原因拿到美国竟然可以兑换回六美分。于是意识到贩卖通用邮券是个不错的买卖。于是庞齐让一个家乡的朋友寄了一大批邮券给他，然后他就把它们卖掉赚钱。他用真正赚到的钱还清了第一笔债务。他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引来了投资者。但随后他计划中的毛病就越来越明显。邮券市场，更准确的说是流通中的邮券总数不够大。到1920年7月，他每天能赚17.5万英镑。为了能让所有的投资者盈利，必须要有1.6亿张邮券处于流通中。而事实是仅有3万张邮券在流通。
那庞齐怎么办呢？他一不做二不休成立了一家“证券交易公司”，正式推出了他的“庞氏计划”，书面承诺在90天内给投资人带来50%的回报，但口头上他走得更远，居然告诉很多人他可以在45天里完成50%的利息支付。这也就意味着投资人的钱在90天的时间里可以翻一倍。最初的投资人也的确获得了这样高额的回报，于是更多的投资人蜂拥而至。人们疯狂了，资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源源不断涌来，最多的时候一周之内他竟然吸引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别忘了这可是在1920年）。
到了1920年的夏天，庞齐过上了富豪般的生活。他住上了一个拥有20个房间的别墅，买了无数套昂贵的西服，拥有数十个镶金的拐杖，还给夫人买了无数令人羡艳的贵重首饰。
可是好景不长，当年7月20日，《波士顿环球报》率先发难，对他的回报计划提出质疑，当局随即对他展开调查并要求他在结束调查之前停止接受投资人的新投资。与此同时，嗅觉灵敏的投资人开始排队要求赎回他们的投资，就像当初排队要求接受他们的投资一样。随着资金链脆断，闹剧嘎然而止，“庞氏计划”彻底破产。8月13日，他被波士顿当局正式逮捕。
经过调查，当局发现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然有4万人购买了超过15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4亿美元）的“庞氏计划”。这些资金可以用来购买1.8亿份传说中的邮政票据。当局用了8年的时间进行清算，最后没有来得及撤逃的投资人在8年之后拿回了当初投资的37%左右的资金。由Ponzi导演的投资闹剧正式落幕。
1920年8月，他因86项诈骗罪被起诉。当然，他进了监狱。但奇怪的是，他仍然拥有大量拥戴者，他们为其入狱而义愤填膺。后来他被驱逐到巴西。在意大利的移民社区中，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是一个英雄。由于庞齐的诈骗行为的范围之广、胆量之大，他的名字成了全世界闻名的诈骗的代名词。
●何谓“中国模式”
在全世界金融和经济一片愁云惨雾中，只有中国经济似乎一枝独秀。一些中国左派甚至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声称全球金融危机证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行不同，只有“中国模式”才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模式。
前经济学周刊杂志副总编，著名新闻人高瑜认为，所谓中国模式，不能持久。她说：“ 中国模式是任何国家都无法仿效的，因为它用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一个人口红利。低人权，低工资，低福利，这样的人口攒下的红利，才使得中国经济腾飞。而且这样的红利今后也没有了。”
《福布斯》杂志也给弥漫在中国的一枝独秀的过度乐观情绪吹冷风。福布斯杂志的文章说，仔细分析，你可能得出的结论，今天的中国经济和20年前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崩盘的日本非常相似。中国出现投机性借贷和投标热潮，如果价格暴跌，将出现无法支付的地狱。
●“泡沫”是个美称其实质就是个“庞氏骗局”
福布斯杂志援引美国西北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维克托．施的话说，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庞氏骗局，主导的是中国的央行，而且它还可以印钞票。”
就像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晚期出现的典型案例那样，今天中国的许多投资者似乎已经不再把租金收益作为投资房地产考虑的因素。他们追求更大的不可理喻的价值。在北京的市中心，办公楼的价格为每平方英尺400美元，尽管有大量写字楼根本没有租出去，但是，更多的写字楼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之中。其领先者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
华尔街日报指出，2003年以来，关于中国房地产泡沫即将崩溃的言论就层出不穷，但房价一直扶摇直上，只是在2008年放慢了脚步，进入2009年再次直冲云霄，部分城市房价已超过最火爆的2007年水平，许多拥有多套住房的人从穷人一跃成为富人，就像中国股市建立初期深圳流行的一个口号一样，“不买股票，你就是深圳的最后一个穷人”目前是谁再不买房子，谁就可能沦为中国最后一个穷人。
还记得2007年沪指逼近6000点时，媒体包括央视鼓吹最甚的口号吗？“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是个离我们国民多近的一个故事呀！当然最终的解释不过就是个“资产泡沫”而已，实际上现在的主流媒体已经把“骗局”换了个称谓，美化成“泡沫”而已。“骗局”需要有设计者，而“泡沫”可以是老百姓自己吹起来的，罪过的承载体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房地产业“庞氏骗局”火爆运行中……
形形色色的“庞氏计划”的翻版陆续出现在世界各地。在中国，类似的骗局也屡见不鲜，很多媒体都有报道。但很少人会想到，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参与过这种“庞氏骗局”的游戏。而这个游戏，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还在火爆进行。
中国房地产投资色彩浓厚，一方面中国人沉迷于“获得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没有人认为自己会成为“击鼓传花”游戏的最后接棒者。“财产性收入”包括两种，一种是财产带来的现金流收入，如租金；还有一种就是资产增值带来的溢价收入。对于现时绝大多数投资者而言，追逐资产溢价才是主要目的。因为以租金和房价比来看，投资住房显然不如买股票或债券合算。
房产增值过程，其实质就是前边投资者的收益，要由后边购买者支付，如果这个过程持续进行，那么最后一个接棒者，就会为前边的所有参与人买单。当然，如果这个游戏持续进行，无穷无尽，那么每个参加者都会受益。遗憾的是，房价不可能只涨不跌，最后一个买房者，将成为一轮游戏的最后买单人。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房地产的“庞氏骗局”。
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钟茂初教授认为，现代经济活动带有“庞氏骗局”特点，可称之为“庞氏经济活动”。其特点是设计一个宣称能够获得高收益的投资活动，吸引大批投资者参与其中，用后期投资者的资金支付前期投资者的高收益，循环往复，直至后续资金难以为继，或是投资者信心不再之时，整个系统迅速崩溃。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可以让所谓的“投资者”通过炒作来抬高或压低价格，从而让所有人都感受到财富的变化。
如此看来，如果政策制定者、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和买房人，一起构造出一个只涨不跌、预期回报高的市场景象，那么就会形成后边投资者不断为前边卖房人买单的“庞氏骗局”。
由于土地稀缺，住房可融资，很容易让房地产成为高预期投资活动，再加上政府可以从中抽头（税收和土地拍卖），这会促使政府积极推动房价上涨。中国房地产市场显然更适合这种“庞氏经济活动”，而参与者更容易成为“庞氏骗局”的受害者。
中国的人口构成结构，由于历史的原因决定了，50、60后由于得到了国家提供的非商品性质住宅，70后基本上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商品住宅。80、90后由于都是独生子女且处于婚配年龄，父母辈居住过的老式住宅普遍不能满足其要求，因此决定了将是“庞氏骗局”的主要参与者（即所谓的住房硬性需求）。并且基于子女购房的需求，其父母辈也被拉入到这个“购房游戏”中来。结果就产生了房地产住房需求“金字塔”的基础。
因此，未来房价走向更多取决于货币供给，间接影响房地产住宅需求。从经验看，政府往往不会主动捅破资产泡沫，但市场不可能永远支持价格持续上涨。这意味着房价的“庞氏骗局”早晚要结束，而时间由货币供应量来决定。当货币紧缩时，游戏往往就要结束了。
●“庞氏骗局”在中国的衍生品
实际上中国现有的养老保险体制模式本身就是个“庞氏骗局”模式，由后来者支付前者。养老保险资金黑洞早在2003年中国股权分置改革时代，即国有股股权减持收益补充养老保险金的政策时就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经济学中就直接有Ponzi-game-condition，实际上一般政府发债就是一种庞氏骗局，只要把债务放在无限远期，债务就变成了净利润了。数学上可以写成limit_{s rightarrow infinite} exp{-R(s)} K(s) <= 0，其中s是时期，K(s)是s时刻的资本存量。所以说经济学都是鬼扯的事情。
《华尔街日报》援引耶鲁大学著名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席勒的话说，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缺乏一个像美国大萧条一样的坏“故事”。无论是普通购房人、投机者、房地产商和各级政府都沉迷于好故事的情节里，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等地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都不足以构成警示。中国房地产市场需要坏故事的警醒，否则非理性繁荣持续得越久其破坏力就会越大。专家认为，是泡沫终究会破灭，但它往往比你预想得坚持更久。所以破不破从来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破。
● 要深刻理解“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商品房是卖给银行的，不是卖给老百姓的”这句现时追流行的话的深刻内涵。
当你真正明白了温州炒房团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追求房子的差价后。理解了中国各大银行那么迫切的融资欲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上面的话绝不是耸人听闻的虚言。
●上市公司的融资与再融资有"庞氏骗局"的影子在晃动。
随着中行、工行、建行三大行相继披露了2009年年报，合计实现净利约3215亿元，派发红利合计约1395亿元。 胡萝卜之后紧跟着大棒。各银行再融资计划相继浮出水面，三大行资本补充路径分别为：中行A股不超过400亿可转债 H股不超过总面值20％的配售，若按目前市值下的H股配售上限（下同），融资规模最高可达850亿元；交行A H股配售不超过420亿，其中A股采用代销方式，H股采用包销方式；工行A股发行不超过250亿元可转债+H配发不超过H股股本20％的股份，最大规模近1100亿元。四大行此轮再融资上限将在3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加上被列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规模近2000亿元的农行IPO，五大行最高融资规模将达5000亿元。3月29日，建行表示，由于市场反应大决定放弃融资计划，希望今冬明春再融资。
再加上上市公司注资在证券市场获得十倍以上的溢价，共有约18000亿元人民币，全部相加，共吸金27000亿元左右。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如果没有融资、再融资加以稀释，中国证券市场的结果与房地产市场不会有任何区别，价格会涨到天上去，股指升到4000点以上。
当公司吸纳的资金无法应付前次的融资成本时，上市公司的冰山就会倒塌，我们会称之为“庞氏骗局”。
刚刚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樊纲，倒是对资产价格泡沫给予了格外的重视。他日前表示：“此次金融危机是由资产泡沫导致的，我们回想一下过去30年世界上主要的危机不是因为通货膨胀，而是因为资产膨胀。”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当前着重要考虑的是如何拯救中国股市与房市的“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带给我们的警示
中国的黑社会不是很发达，却有比较发达的江湖社会。江湖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骗钱招数，几百年来，这些骗术万变不离其宗地出现，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现实条件，屡屡使人上当。而纳斯达克的前主席伯纳德-莫道夫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将古老的骗术用现代金融手段再包装后，使其重新焕发生机。这类骗术每次出现，即使最后被拆穿，也会造成小额“投资人”的损失，比方说“万里大造林”，“投资者”想挽回全部损失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问题上，现代银行与“庞氏骗局”的差别在于，国家政府会保证储蓄者的利益。
由于“庞氏骗局”并不高明，受骗的大都是社会底层民众，涉及的范围会比较大。虽然莫道夫已被FBI逮捕，但是，这种事情并不会绝迹。在中国如此，在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如此。所谓防范，只有靠人们自己的警惕，而关键在于，不要贪心，不要以为天上会掉馅饼。不要相信那些轻易就能赚大钱的鬼话。但是，现代社会在金钱欲望的引导下，越是违背常理的赚钱大话，越是容易使人相信。在“庞氏骗局”的原始正宗版里，也只有少数“投资者”挽回了一部分损失。这也常常使人无奈。对于某些人来说，吃亏上当也不会吃一堑长一智，前车之鉴也没有任何作用。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台湾首富，自此落幕
作者：风声岛1993年，就在邓公发表南巡讲话的第二年，43岁的郭台铭在深圳有关部门陪同下来到龙华镇为企业选取新的生产基地。
5年之前，郭台铭在深圳创办了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富士康前身），成为首批入驻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
站在龙华镇一处山头，陪同官员随口询问郭台铭打算要多少亩土地做厂房？他指着面前一片荒芜的土地，豪气地说：“看得见的地，我全要了！”
此时的富士康还不像今天这么有名，在许多人眼里只是个做电脑配件的普通台资企业。
陪同的官员吓了一跳，觉得这位台商口气有点狂，可郭台铭笑着说：就怕这些地还不够富士康发展用的。
狂归狂，可人家毕竟是台商，政治效应远大于经济效益。随行人员不敢怠慢，赶忙将情况汇报到了上面，顺利获批。
三年后，占地1000多亩的龙华工业区正式成立，也就是今天拥有30多万员工的富士康工业园区。从工厂南门骑车到北门，需要耗时30分钟，可见面积之大。
这是郭台铭在大陆最早兴建的厂区，也是他创业后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
此后数年，郭台铭以深圳为中心，将企业从珠三角辐射到长三角，从沿海转入内陆甚至海外，靠着给大牌企业做代工，逐渐建立起拥有一百多万员工，产值数千亿的“代工帝国”富士康。
今天，富士康每条生产线平均每小时能生产近600台智能手机，世界上每七部iPhone，就有一部来自于富士康的生产。
创业47年，从貌不惊人的“塑料加工小哥”摇身成为身价百亿美元的台湾首富，郭台铭近半个世纪的打拼史相当精彩。
有人说他是冷酷专制的“霸道总裁”，也有人说他是有眼光、有胆识的管理大师，还有人说他是言不由衷的“花花公子”。
郭台铭说话也时常矛盾，常自诩是山西人，动不动就捧着“忠孝礼义”给自己贴金，可也会说出“商人无祖国，哪有市场哪就是祖国”，还有“大陆需要我，我不需要大陆”之类的话。
如今，71岁的郭台铭已经走下高坛。
1950年10月8日，新北市板桥路上，一座名为“慈惠宫”的妈祖庙内忽然传出响亮的婴儿啼哭声，蜗居在此的小警察郭龄瑞一家降生了名男婴。
面对窘迫的生活，郭警官给儿子起名“郭台铭”，表示不忘这段刻骨铭心的 历史 。
郭龄瑞是山西省晋城县人，当过兵，后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1948年随国民党败军撤到台湾，无权无势的他既买不起房，也没分到宿舍，和妻子只能栖身在警局附近的妈祖庙内。
童年时 ，郭台铭和弟弟妹妹因是外乡人，常被同龄人欺负，可无论对方有多少人，被打得多惨，他都会红着眼睛，抄起拖鞋和对方死磕到底。
在家里，军人出身的郭龄瑞采取准军事化管理，孩子们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都有严格的作息制度，这让郭台铭身上除了股狠劲，还有凡事必须遵循制度的意识。
1966年，16岁的郭台铭因家境贫寒，靠半工半读在“海事专科学校”读完书，转身又服了兵役，之后到复兴航运公司当业务员。
21岁时，郭台铭进入台北一家药厂做业务员，因做事勤快，很快博得同在药厂实习的一位名叫林淑茹的姑娘芳心。
年轻时的郭台铭高大帅气，嘴巴又甜，林淑茹貌美如花，又温柔似水，俩人很快坠入情网。
接触不久后，郭台铭吓一跳，才晓得人家不仅是台北医药院的高材生，还是香港巨富林百欣的掌上明珠。
如此悬殊的家世背景，自然让林家极为反对，想尽一切办法阻挠两位年轻人在一起，连郭台铭的父母都站出来表示不敢高攀这门亲事。
可林淑茹认定郭台铭是自己的“真命天子”，不论家里怎么苦劝，丝毫不让步，郭台铭更觉得找到林淑茹是老天对自己的眷顾，也毫不妥协。
1975年，25岁的林淑如不顾家人反对，和郭台铭最终“奉子成婚”，结束了5年的恋爱长跑，步入到婚姻的殿堂。
等外孙郭守正和外孙女郭晓玲先后出生后，林百欣果真没去看过一眼,对女儿的那份怨恨可想而知。
要爱情不要面包的林淑茹很硬气，不来往就不来往吧，一门心思想做好郭台铭的贤内助，相夫教子。
事后证明，她还是草率了。
林淑茹的态度越坚决，郭台铭的压力越大，人家好歹是百亿富豪的女儿，就这么不明不白下嫁给自己这个“穷小子”，怎么说也得混出点名堂给老丈人看看吧。
此时正是塑料制品兴起的时代，全球的塑料加工产业相继转移到了港台地区。郭台铭知道打工没啥前途，就在婚前一年依靠母亲资助的20万和朋友共同创立了“鸿海塑料”。
“鸿海”是郭台铭想的名字，鸿为天，海为地，意思是自己做的是天地之间的大生意，寓意不错，可惜现实结结实实给了他一顿爆锤。
虽说郭台铭创业时也很勤奋，没日没夜苦干。可赚钱这回事，并不只靠勤奋，还有经验、技术以及人脉，甚至还需要点运气。
遗憾的是，年轻时的郭台铭这些都不具备，加上遭遇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原料价格大幅上扬，塑料产业一片萧条。
忙活了两年，钱没赚到不说，合作伙伴还接连撤股跑路，几十万的资本赔光还倒欠了一屁股债。老郭家穷得连奶粉钱都没了，刚出生的儿子只能喝着米汤，饿得哇哇大哭。
看见老公整天唉声叹气，家里又穷成这副模样，倔强的林淑茹只好拉下脸从娘家借了70万支援郭台铭。
1976年，26岁的郭台铭揣着温热的“老婆本”接了一笔黑白电视机旋钮的大订单。
可等他接下订单才发现自己没有生产旋钮模具的技术，只能到处求人，请外面的模具师傅帮忙才完成了生产任务。
就在整个订单生产的过程中，郭台铭敏锐意识到塑料加工属于产业链的底层，模具加工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他的心思有些活络起来。
1977年，鸿海账面已经有了数百万的资产，在许多朋友的建议下，郭台铭眼前有两个看似不错的“赚钱机会”。
一方面是台湾经济腾飞，乘房地产火热，去炒地皮；另一方面制造业兴起，带动了各种原材料涨价，还可以靠囤积原料赚钱。
没想到，郭台铭选择把所有钱统统购买最先进的日本模具机器，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
他觉得炒地皮和囤积原料都是投机行为，只有搞实业，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稳赚不赔。
话虽这么说，可这段时间的郭台铭倍受煎熬，一边要不断花钱培训技师，加班加点维护新机器，一边眼瞅着原本唾手可得的土地和原材料翻了一倍又一倍的价格，搁谁都觉得郁闷。
不仅如此，郭台铭还把公司搬到偏远的台北土城，这里是台湾专门关押经济犯的监狱。
他担心万一自己犯了啥经济问题，员工起码还能就近汇报情况，保持公司运营。
除了经营上提心吊胆，郭台铭也是真穷。
有一年过年，郭台铭发完公司员工的年终奖后，口袋只剩下2000块，只好留下1000块给家里买年夜饭，剩下1000块等太太回娘家象征性包了几个红包，好充个门面。
幸好，太太林淑茹不断给他鼓励，毕竟是读过大学的高材生，她坚信丈夫的决定没有错，让他放手去干。
不得不说，任何时候得到家人的支持，才是迈向成功最关键的一步。
熬了近四年，抵挡住诱惑的郭台铭苦尽甘来，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不断接到来自欧美等国的电子零件订单，业务节节攀升，周围赚快钱的朋友们事业却戛然而止。
1980年，鸿海生意真正红红火火起来，可30岁的郭台铭心里却有些不痛快。
因为买设备的原因，郭台铭经常在日本考察，他发现日方是“母鸡养小鸡”模式，大厂扶持小厂成为自己的“卫星工厂”，彼此合伙挣钱。
回看台湾，大厂欺负小厂，小厂又彼此打价格战，争斗不休，坊间因还不上贷款，工厂倒闭，法人被关的新闻屡见不鲜。
郭台铭因此作出一个决定：不再和台湾本地工厂玩，去找美国人做生意。也正是这个看似“崇洋媚外”的决定催生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富士康。
1985年，郭台铭接到了为电脑企业生产连接器的订单，算是正式链接上了“电脑产业”。
因为要进军国际，品牌得起个外文名，郭台铭就起了个“FOXCONN(富士康)”的名字。
FOX意思是狐狸，寓意企业要像狐狸一般灵活机敏，CONN是连接器的英文Connector的缩写，企业性质一目了然。
这名字可谓实至名归，在开发连接器生产设备时，不少工艺都不懂的郭台铭宣称 ：“成功就四个途径：抄、研究、创造、发明” 。
正是这种灵活且带有几分狡黠的企业文化，让富士康迅速成长起来，从模具加工切入到更为复杂的“个人电脑”生产环节。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郭台铭独自跑到美国寻找客户。几周时间，靠着每天吃汉堡，住12美元的 汽车 旅馆，美国51个州，他跑遍32个。
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爆发性增长，郭台铭的运气也来了，富士康的专业设备和技术得到海外商家认可，拿到了不少代工订单。
靠着早期投入的研发实力，别家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才能完成设计到量产的过程，富士康只需要数周甚至更短的时间，价格居然还比同行要低。
1988年，富士康已是拥有1000多人，营收超10亿元的大型企业，成为宝岛重要的 科技 型加工企业。
可就在这一年，38岁的郭台铭再次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整个生产基地全部搬迁到大陆。
虽说此时大陆为推进改革，出台了不少支持台商在大陆设厂的政策，但是观望者居多，真正肯付诸实施的企业少之又少。
郭台铭敢突破两岸政治风险去大陆办厂，既有成本考虑，也是被逼的。
随着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台湾的土地及用人成本暴增。同一工种，台湾的人工成本是内地的5倍，而且有钱还找不到人。
同时，相比大陆种种优惠政策，台湾对中小型企业可谓放任自流，处处刁难和歧视。
正因为此，郭台铭已经盘算好了“鸿海”迈向全球化产业的规划。
此时的大陆不仅在土地政策上给予台商极大优惠，在税收、招工等环节也给予了充分照顾和扶持。
因此，深圳富士康工业园成立后，郭台铭自信地说：“大陆，未来将是我们制造技术的实验战场，在那里，我们要挑战制造、销售的最高境界。”
扎根深圳后，富士康正式迈入到发展的快车道，靠着超高性价比和高效率，从日韩等国精密制造企业抢走了不少订单。
龙华的新厂房在建期间，富士康正好在临时租借的黄田厂房赶一批康柏电脑的订单，那是郭台铭从韩国LG嘴里抢来的。
截止交货前一天，还有一万多台的电脑外壳没能完成，眼看就要规约，郭台铭亲自带领所有员工分A、B组两拨人轮流上流水线，24小时内停人不停设备。
凌晨5点57分，全部货物生产打包完毕，比预计时间还早了3分钟。
高效、守时，价格比同行低，同时为了打消合作商的顾虑，富士康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只做代工，绝不会去做相关品牌商品。
这样的企业实在打着灯笼也难找，苦练签名多年的郭台铭终于有机会在和IBM、英特尔、DELL、索尼等产业巨头的合作协议上潇洒签上自己大名，钱也如流水般涌入。
做代工是为了赚钱，可也要看什么时候做最划算，精明的郭台铭脑子里一直算着账。
虽然手机代工是郭台铭最赚钱的项目，可包括后来的TFT-LCD领域，富士康都不是这些市场最早的进入者。
1999年之前，国内代工厂一窝蜂抢手机代工业务时，郭台铭觉得手机制造成本过高，不管厂家怎么邀请，他都按兵不动继续做个人电脑代工生意。
直到2000年，郭台铭觉得手机已经是大众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这才不慌不忙出手。
凭着过硬的品质和技术，富士康相继从众多国际手机品牌拿下海量订单，很快垄断了全球手机代工行业。
苹果的乔布斯因为欣赏富士康帮摩托罗拉代工的手机品质，秘密会见郭台铭，将iPhone生产任务交给了富士康。
2001年，鸿海以1442亿元台币营收，成为台湾民营企业中的龙头企业。富士康位居“中国出口200强”第二，占到此时深圳出口总值的6.2%。
仅仅一年后，这个数字变为3450亿元，业绩增长达七成。52岁的郭台铭在这年全球福布斯富豪榜以23亿美元身家排名198位，连续四年蝉联“台湾 科技 首富”。
自郭台铭移师大陆创办富士康以来，年平均增长超过60%，全球市场占有率与营收狂飙猛进，在全球EMS(专业制造服务商)中几乎是霸主一般的存在。
富士康的成功自然离不开郭台铭孜孜以求的精细化管理，可其中也似乎少了那么些人情味，大麻烦随即而来。
2010年刚开年，深圳富士康出现了第一宗工人跳楼事件。
郭台铭起初并不在意，数百万的员工出现那么一两起想不开的自杀事件，实属正常。
万万没想到，随后短短九个月，接连发生了14起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
舆论哗然，股价下跌，官方质疑，郭台铭也被整懵了。
郭台铭也不是没想办法，第五起自杀事件发生后，他就主动宣布全员涨薪，接着邀请媒体实地探访，还请来几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姐”在厂区四处转悠，充当心理辅导员。
这还不算，郭台铭还动用私人飞机从老家山西五台山请来三十位高僧给死者做法事，自己还虔诚跪在一旁默默祷告。
可没卵用，没几天，又一位富士康员工跳楼了。
郭台铭长叹口气，只好采取了极其简单粗暴的办法，将工人宿舍大楼外统统装上铁丝网。
效果倒是立竿见影，跳楼的员工没有了，可深圳这年的铁丝也全涨价了。
撇开风水不谈，员工连续跳楼与富士康严酷的管理制度分不开。
据说，在深圳龙华，你只要看见哪个工人眼神迷离，一副没睡醒的模样，那准是富士康的员工。
从小接受军事化教育，又当过兵的郭台铭对富士康采取了一整套军事化管理，简单说就是从生活到工作全部流程化运行，把工人当“人形机器人”使用。
富士康的员工入职前都要军训，园区内的工作和生活必须按照富士康《员工手册》严格执行。
按照《手册》规定，工作时，无论坐着、站着，所有人都必须听着哨声统一行动，即使只是站着，也必须像军人一样站军姿。
流水线上的工人哪怕是简单的焊接工作，也有整套扫视、拿货、焊接及完结等程序要求，头部只需跟着作业左右晃动，绝不能四处乱看。
整套动作一天下来重复数千次，人不傻才怪。
厂区聊天会被警告、超过三次直接开除；上厕所不能超过10分钟……这样的规定在员工入职时就被严格灌输。
厂区内实行严格的上下级管理，通过不同服饰颜色，就能很明显看出他属于什么阶层，食宿到行走路线完全不同。
更绝的是富士康的宿舍安排，老乡和老乡绝不会安排同住一屋，怕的就是闲聊耽误工作，或者搞串联生是非。
除此之外，富士康工人不仅食宿全免，所有生活上的事情统统外包，洗衣、保洁都有专门公司承办。
倒不是富士康多心疼工人，而是这样可以省下无法控制的金钱和时间成本，让工人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管理层也不轻松，每天开会像开军事会议，战战兢兢不说，郭台铭还有自己一套“尿论”，时常教训道 “你的尿变黄了没？不黄？那证明你工作不够努力。”
这其实是郭台铭在和国外大品牌合作时学来的所谓“流程化精细管理”，也是今天流水线作业的基础原理，确保企业里每个人每个零件都符合工业化生产标准，可管可控。
问题是，国外的管理方早就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有些反人性化，已经通过大规模的设备升级，将人工变成了自动化作业，工人的权益也有切实的保障。
可到了富士康这里，数十年来就是贪图人工便宜，有意将原本应自动化作业的流程交由人工完成。
好好的大活人变成“机器人”，结果可想而知。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富士康能长期价格上远低于竞争对手，是因为毛利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代工一部价值1000美金的iPhone，大头自然是苹果公司拿走，小头是日韩等零部件归生产商，富士康赚到的不到10美元，如果扣去经营成本，净利润可能还不到1美元。
这就导致平均毛利在3%左右的富士康若想经营下去，只能不断通过降低成本维持，羊毛出在羊身上，利润自然得从富士康的工人身上榨取。
深圳富士康成立时，台湾的人工平均是大陆的五倍，算上大陆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给予的各种政策，这才使郭台铭的成本能远低于同行。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便富士康的管理再严酷，再不近人情，就在跳楼事件接二连三发生时，全国各地的富士康厂门口还是排满了长长的求职队伍。
因为相比其它企业，富士康的薪酬依然是最高，管理也最正规，想想也有些细思极恐。
事实上，郭台铭也有自己的考虑。
富士康的成功关键在于郭台铭的提出的“降低成本体系化”，全过程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也就是著名的“赤字接单，黑字出货”体系。
“赤字接单”是指以最低的价格从对手手里抢过订单，通过严格把控生产过程的精确度、设备运作的精准度，将所有流程全部拆解，层层考核管理。
分解后的步骤将成本控制提升到极致，最后达到客户满意，自己还能盈利的“黑字出货”的结果。
此外，当新的 科技 产品出现在市场时，郭台铭很少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等市场规模扩大，产品体系标准化后，这才挥舞着战无不胜的价格大旗一举拿下。
不仅如此，拥有全球十多个研发中心，上万名研发工程师的富士康早已从单纯代工转入AI智能、5G通讯、精密制造等高科研领域，以技术碾压了无数潜在的竞争者。
在竞争残酷的商业环境中，“骁勇善战”的富士康也逐渐成为各地政府眼中能直接带动GDP的“香馍馍”。
在2018年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68岁的郭台铭表示：富士康产值占整个中国GDP出口的3.9，进口的3.6，占全国GDP近3000亿，下一步将努力提升到5个点。
这就难怪当富士康在2009年准备进驻河南时，河南省政府为了帮助招工，甚至专门下发文件，从县乡村层层分包任务招人，每个工人还能拿到200元政府补贴。
本来有媒体还质疑河南政府这是倒贴数亿来讨好富士康，可等富士康完成在河南诸多布局后，看见数字的人都闭了嘴。
2019年，河南的进出口总值，十年间从不到200亿人民币迅速提升为5000亿，富士康一个公司进出口额就占到了六成，河南顺利跨入全国外贸省份前十名。
四川也是如此，富士康进入后，四川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从不到1000亿提升到3000亿，成都富士康一家企业进出口金额就占到全省的19.2%。
昆山、烟台、重庆、贵阳等省市也通过引进富士康，不仅从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好处，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也得到相应改善。
不可否认，富士康的到来给各地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更带来了一系列的上下游产业链，当地的高新技术和电子产业迅速得到提升，直接改变了整座城乃至全省的经济生产体系。
因此，郭台铭无论去大陆哪里考察，当地一把手基本上都会亲自接见这位“财神爷”。
在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更是神一样的存在。
一面是他的话被当作语录张贴在园区每个角落，一面是每天有无数歌功颂德的人围绕左右。
如此一来，有些飘的郭董说出“富士康养活了不少大陆人”这样的屁话也不足为怪。
不管郭台铭创立的富士康有多厉害，他本质上还是个将利益放在首位的商人。
这两年，郭台铭紧随苹果等大公司的脚步，悄悄在印度和越南砸下百亿新建工厂，都是商人逐利的正常表现。
这位拥有数千亿身价的“财神爷”的感情生活也一样以善变和多彩多姿闻名宝岛。
2005年3月12日，太太林淑如因患乳腺癌去世。就在前几天，55岁的郭台铭刚刚当选福布斯榜单台湾首富。
可能感念苦熬了多年的太太没能见到这一天，郭台铭面对镜头，悲戚地大喊：“老天对我不公”。
当年为了感谢太太一路的相守相伴，郭台铭斥资数亿在捷克买下以林淑如英文名字命名的古堡，被传为佳话。
可惜结发妻尚在时，郭台铭就曾犯下 “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与金融公司一名女职员传出绯闻，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还是林淑如忍痛和郭台铭联手以敲诈罪把对方送进监狱了结此事。
估计后来的吴秀波夫妇对这波骚操作心领神会，学以致用。
林淑如走后，郭台铭对媒体一再表示“太太不可替代”。
可俗话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太太走后的郭台铭仿佛放飞了自我，与众多女明星不断传出绯闻。
其中既有和他大跳贴身热舞的林志玲，也有与他十指相扣出席公众场合的刘嘉玲，至于其他一些十八线的小明星更是数不胜数。
一系列劲爆新闻惹得李敖老师都看不去，放话直言：“他扯女人没有水准，像发情的小动物。”
不管是不是逢场作戏，反正“二玲”自此从郭台铭的身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比郭台铭小24岁的舞蹈老师曾馨莹。
有趣的是，这位曾老师正是当年指导郭台铭和林志玲跳热舞的舞蹈老师，其中关系不禁让人想入非非。
2018年，68岁的郭台铭迎娶了44岁的曾馨莹。婚礼现场，老当益壮的郭台铭当场做了30个俯卧撑，“虎虎生威”地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台湾媒体故意问郭台铭为何看上曾馨莹，他一脸真诚地说：“我从她身上闻不到钱的味道。”
这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不晓得林志玲和刘嘉玲等女明星听了作何感想。
当初的“小甜甜”，今天已是过眼烟云。郭台铭和女明星交往可以说是逢场作戏，可对自己一手打造的富士康帝国，那肯定是真爱。
虽然郭台铭从2001年起就表示要退休，可18年中，经历了员工跳楼、接班人弟弟病逝、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后，放心不下的他仍独自扛着富士康的大旗。
2019年6月21日，69岁的郭台铭终于宣布退休，将鸿海董事长一职交给了跟随几十年的刘扬伟。
从中国到美洲，再到欧洲、南美洲和非洲，富士康的工厂遍布大半个地球村，郭台铭一手打造的千亿帝国堪称华人中的商业奇迹。
很多人肯定会就此大谈郭台铭的格局和眼界，可事实上如果没有踏着大陆四十年经济腾飞的台阶，享受着无数优惠政策和几十年的人口红利，郭台铭未必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站在风口的人可能会一飞冲天，也可能从云端突然坠落。
伴随大陆人口红利褪去，富士康赖以生存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急速萎缩，身边又多出像比亚迪和立讯精密这样闷声不响的竞争者，怎么可能让退休后的郭台铭感觉轻松。
离开郭台铭的富士康，何去何从仍需观望。
参考资料：
郭台铭与富士康，中信出版社
郭台铭管理日志，浙江大学出版社
创造奇迹的郭台铭，印刷工业出版社
郭台铭身上，承载着中国人的宿命，8字路口
郭台铭发家史，新民晚报
鸿海代工利润持续走低郭台铭提前打通业务链"最后一公里" ，IT时代周刊
代工王:郭台铭剑术和盾法，深圳特区 科技
文章作者简介：海边的风声君，这里有三局：商局、政局、时局。
土地拍卖规则巨变，土地财政落幕？
“15%土拍溢价率红线之后，争抢地王的事情将成为历史。在控制‘面包’价格这么久后，终于要全面控制‘面粉’价格了。”在地产行业工作多年的张红感叹。2021年8月29日，深圳市发布的2021年第二批住宅用地集中出让公告宣布，地块溢价率上限统一由45%调整为15%，达到溢价率上限后即摇号。
此前，8月26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也宣布，集中出让48宗住宅用地使用权，挂牌地价最高溢价率不超15%，地价最高的海珠江泰路地块更将溢价率限死在9%。同一天，杭州市发布的第二批住宅用地集中出让公告也明确，一般地块溢价率上限调整为15%，“竞品质”试点地块的溢价率上限由10%调整为5%等。
据悉，天津、青岛、成都、合肥等地也陆续发布第二批集中供地详情，新一轮供地制度正在形成，整个土地市场将迎来全新洗牌。
有消息透露，自然资源部在2021年8月曾召开闭门会议，明确二批次核心城市土地出让政策调整，规定单宗住宅用地溢价率不得超15%，且不得通过提高起拍价方式调整溢价率。
15%溢价率红线之后，房价会降吗？土地财政又将走向何方？
土拍往事与疯狂溢价
1987年底，全国第一宗土地拍卖在深圳举行。这是大陆第一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这也是中国土拍的开始，更是中国三十余载房地产市场化的开始。
多年后，著名地产人王石在自传中这样评价1987年末的这场拍卖会：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最基本基石就是由此奠定的。这一槌，打破了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历史，直接促成了宪法的修改，堪称中国房地产开天辟地的“一拍”。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全面参考的对象是香港。
在此前的1986年12月，一份名为《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报告》被送到深圳市领导的案头。
这份报告全面介绍了香港的土拍制度，报告写道：“香港政府把全港土地收归政府，在全面规划和初步开发基础上，采取高地价政策，通过政策和公开拍卖的形式，为香港政府获取巨额收入。香港政府通过供应和拍卖经过规划的土地，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城市建设，控制了基建规模，刺激并带动了金融、股市和香港整体经济的发展。”
也是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当年8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正式成立。关于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国家土地管理局在1987年11月正式向国务院提交了试点报告，并公布了包括深圳、上海、天津、广州、厦门等试点城市。
第一个实行政策的是特区深圳。在第一拍之前，深圳方面早已观摩并熟悉香港的土地拍卖。彼时，准备拍卖的编号为H409—4的地块，紧靠深圳水库，面积8588平方米，规划为住宅用地，使用年限50年。
在第一拍竞拍现场，除了44家竞拍企业代表，还有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
整个拍卖过程持续了17分钟，深圳第一拍以超出底价300多万元，525万元的总价成交，平均地价为611元/平方米。
从此，土拍模式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之后，国内不少城市的土拍市场，土拍高溢价率现象屡见不鲜。2010年，合肥E1002地块溢价率高达325%。2016年，经过56轮报价，杭州萧山23号地块溢价率达到323%；25号地块溢价率更达到325%。
直到2021年，高溢价地块仍屡见不鲜。2021年4月，广东佛山，在“激战”111轮后，华润置地最终以总价64.5亿元，溢价率106%，夺下陈村地块。
“面粉”与“面包”
在如火如荼的大基建时代，土拍政策让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受益。此后三十余载，土地收入成为不少城市建设经费的主要来源。
2020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当年，全国卖地收入超过1000亿的城市达14个。这其中不少城市对于卖地收入的依赖度超过100%。2019年，中国最主要的50个城市卖地收入高达4.16万亿元，是税收收入的120%，12个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了100%。土地收入堪称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支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曾对媒体表示，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同时，这些卖地收入支撑了中国几百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近年来，在城市建设方面深受赞誉的新一线城市杭州，2020年卖地收入高达2574亿，土地财政依赖度高达122.96%。仅2020年6月，杭州住宅用地土拍平均溢价率高达21.37%。
然而，“面粉”价格往往决定着“面包”定价。
比如，2014年龙光地产以2.5万元/平方米楼面价拍得深圳龙华一宗地，远高于当时周围的房价水平。此后，招商、华侨城、金茂等开发商也纷纷进入龙华，所拍土地楼面价大多远高于当时周边住宅。此后，龙华房价持续上涨。
直到2021年，高溢价土地仍然是不少城市地产市场的“强心针”。
2016年10月，佛山开始实施限购区土拍限价。但2020年4月，佛山又开始大范围取消了土拍限价。
2020年佛山出让110宗经营性用地，共计收入1243.83 亿元，同比大增70.01%。
据统计，2021年1～3月佛山合计网签成交321.35万平方米商品住宅，同比增长94.8%，累计网签套数达28660套，同比增长93%，一季度成交总额高达563.55亿元，刷新近5年历史新高，且同比大涨122.6%。
土地财政的终局？
房价上涨、土地财政依赖，似乎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刻。
有消息透露，自然资源部在2021年8月曾召开闭门会议，明确要求二批次核心城市土地出让政策调整，规定单宗住宅用地溢价率不得超过15%，且不得通过提高起拍价方式调整溢价率。
易居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严跃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深圳等城市的相关政策，进一步体现了地产限价政策继续从紧从严的导向。过去全国不少城市有各类限价政策，但是深圳等城市显然不满足既有的限价政策，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调低限价的价格线，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价格的稳定。
不少分析称，除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15%的土地溢价率，也在倒逼地方政府逐步走出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
广东住房政策研究院首席分析师李宇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多年以来，国内很多城市依靠盖新房扩张城市的边界，这个过程已经趋于结束。很多城市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以后，建设用地的规模将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发展想靠新增低成本供地去卖房，是不可持续的”。
早在2018年，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就表示，城市的迅猛扩张是一个“非常态”，中国城市大规模扩张的“高潮”已经过去，未来城市的更新将是“常态”。
刘守英也对媒体表示，随着城市化速度下降以及“以地谋发展”模式潜在的诸多问题不断暴露，土地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功能将不再继续，新一轮的土地管理制度应契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化。
2021年6月，国家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通知，将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4项政府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这是在土拍设溢价率红线之外，今年事关土地财政的另一则重磅消息。土地财政的终局，或许已经到来。
多地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你愿意吗？鼓励农民进城购房对楼市效果大吗？
关于鼓励农民进城购房对楼市的效果，这取决于具体的地区和政策实施情况。鼓励农民进城购房可能会对楼市产生影响，具体效果取决于以下因素：
政策措施：政府的政策举措会直接影响农民进城购房的程度和方式。政府可能提供优惠政策、贷款支持或减免税收来鼓励这一行为。
市场需求：农民进城购房的规模和需求会影响楼市。如果需求大，可能会提高房价；如果需求适度，可能会带动经济增长。
城市发展：这一政策也会影响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分布。农民进城购房可以促进城市化，但也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
总的来说，鼓励农民进城购房可以对楼市和城市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制定合适的政策来平衡市场需求和城市规划。政策的具体实施和效果会因地区而异。
